伊朗vs中国聚力tv-伊朗对阵中国

美国打伊朗对世界各国的坏处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1991年苏联解体，两大格局不复存在。美国凭借优势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已然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继苏联解体以后，又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强烈的冲击美国的独霸地位，深刻的改变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虽然这一表现还不甚明显，但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用独特的方式走出了困境，创造了奇迹。在经济保持29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问题也积累了不少，如何解决问题，缓和矛盾，承接历史，开辟道路，则是摆在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大国面前的任务。

本文从朝鲜核试验为切入点，力求从大视野的角度，以大历史的背景为依托，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困境，世界各国的战略态势及在美国一超的情况下，各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博弈较量。特别是在世界局势处在拐点的时候，中国如何破解美国的全球战略之局，又如何布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之局。

目前的中国虽无50多年前的危险，亦无20多年前之贫弱，但此时的中国也面临重大危机，不可掉以轻心。1976年结束时，中国人长出一口气，内乱已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赢得了安全的战略空间，对越战争的意义虽比不上朝鲜战争那样深远，也是中国破局的一着妙棋。从那以后，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快速发展，现已成世界重要的经济实体，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爆发的潜力一定程度上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7年初已突破1万亿美元，每月以2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现在已达1.5万亿美元。中国的商品在其他国家竞争力强劲，在美欧非赢得了广阔的市场；中国在联合国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好像形势一片大好，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苏醒的东方雄狮，恢复了尊严的巨人要在世界上找回他本该拥有的一席之地。中国发展的潜力是令美国在享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又深深的忧惧，中国的发展迟早会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况且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遏制与分化中国的计划，但经济上又有共同利益，将来的矛盾与现实利益纠缠的表现，在今天就是龃龉不断，欲打还休。

经历过多苦难与屈辱的国家，会变得敏感，而享受过多的快乐与幸福的国家，会变得乐观。对于世界上两个最重视现实的国家——美国和中国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中国倾向于敏感，而美国倾向于乐观。但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逐渐走向衰落之时，中国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因为物质的快速的满足和美国对中国不伤筋骨的遏制开始变得盲目的乐观；与此相反，美国的精英由于目睹中国快速崛起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而变得日益敏感。在这两种感情交织与此消彼长中，中美之间的斗争与合作表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复与难于捉摸。

中国局势凶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的威胁

美国谋求世界的霸权，已非一朝一夕，并已有成功的模式和既得的利益。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神经紧张。中国在克林顿时代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现今成了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以后将在一切领域对中国加紧压制，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全力压制之下，中国战略生存空间将面临巨大挑战。毕竟美国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庞然大物，美国根本政策的转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石油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无不是美国最好的武器。

二、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发展空间受制

压制中国，日本当起了急先锋；台湾政坛一片混乱，在美国的叱骂声中日渐壮大；伊朗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国的战略资源——石油，面临重大威胁；印度受美国扶植，欲火中取栗，对抗中国；俄罗斯短期内难振雄风，期望俄罗斯与中国深度联手，恐不现实；东南亚在美的挑唆下，亦抱不友善的态度，可以说目前中国虽有俄朝策应援手，也是孤军奋战的。

三、内部问题重重

中国经济改革已二十多年，在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改革还要深化；中国为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为大战略的崛起，过于重视经济建设，或者说，经济建设初期对经济的过分追求，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国企改革还没有最后成功，国有资产流失还没得到遏制；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房地产有中国经济的可能；教育产业化遗害深远；卫生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地域发展不平衡；道德危机凸现。

1、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与一直凶险的现实下，中国人一百多年来都在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但一直都不能不受干扰的推行符合自己国情并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民主制度。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它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放在五个阶段中详细阐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推进的关系。从目前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缓慢，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慎重，既不能不变，坐视政府与执政党的力量无形消减，亦不能乱变，像苏联那样分裂，给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国家以可乘之机。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揭开了经济发展的序幕，为中国今日的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础，实现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但问题始终考验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能力。如何推进民主政治，加强政党建设，推行符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民主，保障国家利益不受到世界上一些故意推行意识形态进行侵略的国家的损害，保证人民利益不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权力的损害，控制腐败，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保护公民权利，密切干群关系，收揽民心，使国家在思想进步中可持续发展，这些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系列重大难题。这些难题是考验现阶段乃至以后领导者执政能力、制度建设能力、对中国民主的理解能力、对历史的承袭及创新能力。如果这个难题能迎刃而解，此人必将是继、邓小平之后，又一位了不起的伟人。

2、经济领域暗潮涌动

国企改革还没有最后完成，改革过程中问题也出现不少，国有资产还在流失，外国的大型公司借中国改制之机，对中国的企业虎视眈眈，伺机控制。金融风险快速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国外热钱纷纷涌入，地下钱庄兴风作浪。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有中国经济的可能。国内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堪忧。比如，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8.21％，我们还要向日本出口木材，做一次性的筷子。石油命脉孤悬一线，没有石油的稳定，中国的经济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没得到根本改变。

3、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等教育在高学费、多招生、盖大楼、大发展之后，弊端丛生。高学费没带来高质量，高校的高学费已让众多寒门学子望“门”兴叹，教育培养人才，储备智力的功能受到教育产业化的侵蚀。

当然，教育也很无奈，部分政府部门不作为，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不断向教育部门转移也令教育不堪重负。但这不能成为一个托词，把原因都归到外部去，教育自身的问题仍要特别提出来。

这些年教育的变化可以用几个“化”来概括，教育产业化、收费市场化、学生商品化、高校经济化。中国的教育产业化造成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教育产业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真佩服若干年前提出人的勇气。我至今查不出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定义，但据我的理解与观察：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把学校当企业来做，把学生当成商品，赚家长的钱。如此一来，教育异化成了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教育腐败，唯利是图，广大贫困学生再也读不起书，贫困地区的学生无法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情况必将愈演愈烈。农村的基础教育在走下坡路，初中学生的辍学率高的惊人。

若干年前“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读书毕竟是有用的。继“读书无用论”之后，另一种论调慢慢的出现，那就是承认读书有用，但是读书付出的代价太大，读书的门槛太高，超过了现在的承受能力，也超过了将来可以获得收益的期许。一些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逐渐放弃了读书，远离了校园，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读书无奈论”。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起。有人用这样推理来展现“读书无奈论”的尴尬，“背一屁股债读大学，读了大学还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读书无奈论”出现是对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嘲讽。

1994年以来，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五千元至一万元不等，猛涨三、四十倍；而1994年至今十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大学的高昂费用已让一些家庭，特别是收入低的农村家庭承担不起。在农村的某些地区上大学的费用就是一个家庭十几年的全部收入，甚至都不够。我们每年都能听到因上不起学而自杀的学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听不见。大学高收费已造成农村贫困家庭更加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且不说多少高校的学子抄论文混日子，仅看动辄花几百万、几千万修一个校门就让人感到悲哀了。一个学校的好坏，并不在于它的校园有多大，楼房有多高，大门有多豪华，而在于他的师资水平，教学质量，能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灰黑的红砖垛，一个黑色的铁栅门，红砖垛上嵌了刻着校名的石头，林阴道远远的尽头，是约翰·哈佛的雕塑，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大门。372年来从这扇简朴的校门里走出了无数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其中有7位，40位诺贝尔奖得主。看看人家的大门，再看看我们的大门，我们甚至连一所小学的大门都比这豪华的多，再对比我们的成绩，难道不汗颜吗？

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有过极为精辟的论断，“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20年的科南特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也许有人说，哈佛大学可能没有钱建大门吧？这里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截至2006年，哈佛大学累计已获捐二百九十二亿美元。他们如果讲求门面，什么样的超豪华大门都建得起，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质朴简陋却震撼人心的大门。

当中国有无数人因没有钱而读不起书，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却有人铺张奢侈去修建豪华无比的大门，这几百万、几千万根本没有实际价值的“闲”钱显得那样的刺眼。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巨额的择校费近年常见报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是导致择校费出现的根本原因。据新华网报道：在2005年广州市制定的高中择校费标准为：省市级普通高中、国家级职业高中收费每生4万元，一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每生2.3万元，省市级职业高中每生3.1万元。学生入学时，3年一次性缴清。还有个别“好”的学校择校费能高到7万之多。试问，教育公平何在？

孔子的“有教无类”在某些地区已不复存在。

现阶段国家也已看到隐藏的问题有多大，对教育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教育存在问题的补救。只是，如果不能扭转教育产业化对教育的危害，不能对高校这个“抽血机”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变革，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说，高校的腐败问题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暴露出来。

4、医疗体系不健全

再看看医疗，现今的医疗制度就是为少部分人谋利，而让大多数人望医止步，望药寒心。有多少人因治病负债累累，有多少人因无钱治病只能在家等死，在中国广大农村8、9亿人的医疗保障是缺乏的。稍微大一点的病，都会让一个乃至数个家庭陷入困境。中国的药品价格屡降不下，人民有病难医。在农村，因为无钱，大病小治有之，有病不治也有之。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2005年7月28日表示，由他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和反思。他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2006年9月4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

医疗制度关乎民生，必关乎民心；既关乎民心，就关乎稳定；既关乎稳定，就关乎大局。

5、社会公平

公平总是相对的，所有的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公平。但当不公平已经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我们仍把上面的话当作借口而加以忽视，社会积累起太多的不满，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在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我国基尼系数在0.4到0.5之间（1995年是0.45）。按照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3-0.4表示较为合理；0.4以上表示差距偏大。因此要从政策上去除不公平的根源，要在具体的行动中保持社会公平，更多地关怀低收入群体，关怀弱势群体。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一个农民，尤其是西部的农民在祖先耕作过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努力劳作一生的收入还不及前一段时间网上盛传垄断的电力公司一个每天只抄四次表的普通抄表员几个月的工资，这里的对比还不让人心痛吗？

当一个处在贫困之中有志有能的人无法在现实中合理的成长进步，当一个身处底层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现实的努力出头之时，这社会还能得到这些人的认可吗？如果过分的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社会的隐患必将越来越多。

6、道德危机凸现

春秋时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经济快速发展了，道德好像退步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淹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其表现就是：社会风气庸俗化，道德品质低级化，崇高信仰缺失，荣辱观念颠倒。

问题多，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问题的麻木，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掩盖。

世上很多事，存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是否想做。想做总有做的理由，不想做也总有不做的借口。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虽然困难重重，有无数风波险阻，但我们如果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关注；有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自信；有“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信念；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行动。凝心聚力，努力经营，必将克服困难，迎来光明的未来。

中国总共有多少种语言？急，就今日

（1）大多数民族只使用一种固有的独立语言，但高山、瑶、珞巴、怒等4个民族各并用3种语言，门巴、景颇、裕固、柯尔克孜等4个民族各并用2种语言，而藏族并用的语言多达10种，其中2种已被确认为独立语言。以上并用的语言有的谱系相近，有的则隔得很远，分属不同的语支，甚至不同的语族。

（2）各民族之间互通语言，或者说兼用甚至换用其他民族语言的现象很普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除本民族语言外还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此外，满、赫哲、畲3个民族的几乎全部，土家、仡佬、锡伯3个民族的大部分已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换用汉语，乌孜别克、塔塔尔2族的大部分则换用了维吾尔语，京族已用或能用汉语的也占到绝大多数。各民族之间语言上这种种兼用、兼通或换用，形成了中国丰富多采的双语或多语现象。

（3）中国有55个民族都有或有过自己固有的独立语言，唯一的例外是回族。该族作为一个多成分的融合体，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并不曾有过自己统一的共同的语言，而是借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世界所有民族中也是不多见的。

（4）有不少固有语言相同、自称也相同的人们共同体却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壮、藏、苗、瑶、布依、普米、佤、布朗、羌等民族都有这样的情况。

鉴于以上种种，在确认语言是民族识别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同时，还要看到它不是唯一的标志，而必须把民族形成要素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分析，否则势必给中国民族成分的识别带来混乱和困难。

中国究竟有多少语言？这还是一个尚未弄清，实际上也很难弄清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一般认为有80多种，其中61种暂时已被确认为主要语言。这61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9个语族、14个语支（表14）。其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31个民族，其人口占全.

所以,中国有61种语言.

大病不死，后患还是后福？ | 多难兴业

Was?mich?nicht?umbringt,?macht?mich?st?rker.

尼采《偶像的黄昏》里的这句箴言，如今诸多国人都能信手拈来——凡杀不死我们的，终使我们更加强大。但是，对刚刚经历过撕心裂肺创痛的人们来说，心灵鸡汤是无论如何听不进去的。

“这些大道理屁用都没有！”大熊在微信那头打出的字，我却“看”出了咆哮的声音，“你没有亲身经历，根本不知道那种痛苦！”

每家门店在2月亏掉20多万，目睹亲友在封城后无力抵抗病魔肆虐、眼睁睁地走向渊薮……他的遭遇是千万江城人的缩影。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咱们还有希望”的劝解面前，排斥性反弹并不难理解。“受苦者为大，遇难者居先”，自然，相慰的友人绝不会介意大熊的愤懑与怒火。

“以后你工作怎么办？”这个现实问题不得不考量，太多经销商在逃离行业。

“就这么着呗。”

“还继续做着？”

“先继续做着。”

我在输入框里打了一段字，想想又删掉了，决定等大熊情绪平复一段时间再说给他听：

“你终究还是选择继续前行，这恰恰是最好的路径。自汶川地震以来，我们熟悉了一种提法：多难兴邦。作为国之梁柱型的产业，汽车又何尝不能以同样的视角看待每一次不可抗力的灾患考验？就像‘建设伟大祖国’一样，并不是需要每时每刻每个人挂在嘴上、想在心里，而是在他们自己都未必察觉的步伐中，行业在前进，国家在进步。”

带给行业更多进化的驱动力和进取意识，考验内生力量、加速筛选强弱，更兼外有诸如3·11大地震之后日系车重振的参考示范，“多难兴业”并非只是求慰之辞。

灾祸和苦难的意义，从来都不缺乏慰藉和鼓舞的歌咏。荀子有云：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冷眼可以对慰藉与鼓舞嗤之以鼻，而生活的现实终将选择能够从灾患中重新站起的积极勇者。

关键是，谁能挺到最后？

空前停摆，生死边缘

几十年来，全民意识到自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接近生和死的边界线。

由1月23日武汉封城伊始，很快自我封禁席卷了整个华夏。当国家的肌体陷入休眠，都市的血液流动近乎停滞，繁华蜕变成简化，年节的喜庆被替代为小心翼翼和内心惶惶。

囤粮备水、闭户不出、心头战兢……在整个国度为了阻断病毒传播而自我禁闭的初期，这些特征能够令人联想到什么场景？于是，国家不惮于使用那个令人心惊的字眼，对这场病毒掀起的对垒下了定义——“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全民都开始急切地关注口罩的购买、接收与佩戴，首次带着后怕自觉认真洗手；觥筹交错、天伦团圆切换为亲自下厨和在线聚会；掏出手机，最习惯性查询的信息，乃是平素并不在意的“疑似”、“确诊”数据字样；连愤怒的焦点都转向了某些机制的迟缓和已经受罚的惰政者，互联网的17年飞速发展，让新冠肺炎对舆论搅动效果百倍于非典。

既然是战时，那么从制造端到销售端，以及整个供应链，整个汽车产业的停摆也就不足为奇。分界线的两端，不仅隔出肉身的安危，同样也划分了行业的存亡。

一位朋友的内弟之前是上汽大众安亭工厂冲压车间的合同工，去年岁末在公司减支浪潮里丢了工作的他，刚刚了解到原来未被裁员的工友命运也不算太好，“厂子一直就不能复工，底薪也砍了15%，说是管理层收入降四成呢，有些人直接打算能出去走动就跳槽了，”他面无表情，或许更惦记着还没有着落的下一份工作。

幸运和不幸总是需要对比来衬托，京沪广等地疫情防控态势良好，当地车企可谓“相对幸运”。张文宏作出最坏的估算“申城8万人感染”实际上控制在三百余人水平，于是截至2月29日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达到94.5%。倒是疫病核心重灾区湖北省，这样难熬的日子要比其他省份多出至少两个月。

湖北拥有汽车大省身份，2019年全国汽车产量的8.8%（全国第4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达1,482家；武汉曾经号称“中国底特律”，7家整车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生产37种汽车车型、总产量超百万辆；但此时如许光环反而意味着停摆之下损失更高。

湖北以外的车企们从2月17日开始陆续复工，但细究班次和实际排产，则远远难追正常水平。因此，在那个无法重置的2月份，全国乘用车产量、批发销量和零售量同比降幅分别为80.6%、78.5%和82.0%，创下史无前例的跌势纪录，从200万辆级跳水为20万辆级。特别是2月第一周，较之2019年同期跌去95%，甚至仅稍稍高于2018年的百分之一。

全年会惨到什么地步？相关部门和分析机构给出的数字一再令人后背发凉：

IHS?Markit：2020年中国汽车产量因为疫情缩减170万辆；

LMC?Automotive：今年全球销量预期值下调350万辆，中国占一半以上；

广州市工信局中小企业局局长叶华东估计，第一季度汽车产量低于原计划约25万辆，影响产值300亿元；

……

面对直降一个数量级的2月业绩，经销商的焦虑则要比制造商更为直接。当疫情稍稍得到控制，我们《汽车公社》记者团队实地调研了京沪等城市的4S店，伴随着更多的异地远程反馈，共同勾勒出一幅疫情下的经销商众生相。

一边是门店闭锁不开、或者复工延迟，另一边是居民自我禁闭，无法到店看车，上牌手续也趋于停顿。尽管直播和线上销售一度成为热点词汇，然而由于消费者习惯、汽车大宗商品属性、经销商缺少直播经验等因素，往往有雷声无雨点。

从上海市区东侧五角场，到西北嘉定，乃至客流聚集地的闵行中春路，几乎所有的4S店都在封店三周后冷清开场。自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乃至丰田、本田、大众等强势合资车企，尽皆一片空荡的展厅、零星的销售员、大批被灰尘掩盖的新车，在这个春天显得尤为不合时宜。比及3月初，上海汽车经销店客流渐显抬头之势，倒是反衬出其他城市复苏的滞后。

供应链则背负了双重压力，零部件供应不仅直接关系着整车厂能否安然度过疫情期，同时也决定着大小供应商们目前愁云笼罩的前途。

据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数据，目前中国共有10万余家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这些零部件企业创造了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仅湖北就聚集了博世、德尔福、法雷奥、弗吉亚、伟世通、安波福等近500多家跨国零部件巨头和本土中小型供应商企业。疫情之下，订单匮乏、人手奇缺，供应商和主机厂一样普遍延迟开工、减少轮班。类似法雷奥湖北工厂关闭到2月13日，已经算是相对不错的情况。

嘉定一家线束供应商的中层管理人员告诉《汽车公社》：“2月复工率大概在60%左右，湖北工人回不来，现在管理层也得跑生产线。后面市场上线束供应不足，订单倒是有了，但去哪里找熟练工？”2、3月需求不足，而4、5月又可能遇到上游供应商和主机厂的积压订单，开工率的严重起伏让公司惴惴不安，尤其是考虑到长账期、慢回款带来的波折。“只能安慰自己，起码比湖北同行好一些吧。”

供应链停顿对零部件企业构成致命打击，同样是车企一道流血不止的伤口。

北京奔驰致函天津武清区政府请求批准供应商复工，提到了断供的量化损失：“（配件）只有一天的安全库存，一旦停限产超过一天，都将导致北京奔驰停产，如果北京奔驰不能在2月10日复工，经济损失每天将超过4亿元人民币”。现代汽车韩国蔚山工厂面临停产5天的风险，据估计至少损失6千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2亿元）。

暗黑的数字、凄冷的事例，唱衰和哀叹都很容易，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生死一线的悬崖处境更需要思考和行动。

从3月10日全部14所方舱医院宣布“休舱大吉”，到中外疫情反转，再到大众汽车集团掌门人迪斯透露“现在只有中国业务有营收”，全民战“疫”，车市何向？这个问题，恐怕不应该只是愁云惨雾笼罩。

加速洗牌，祸福相偕

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和烦恼；厄运也决非没有安慰和希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培根在说什么，尤其身处当事之时。每一次灾难的冲击，在国运和行业的画板上，刻画出的决不是单调的下行曲线。

祸患在短期加诸了创伤与心悸，而长期则是带来辩证的反转和洗牌的分化，故而焉知非福，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是概莫能外。

反转，首先来自“涨与跌”。车市后续利好和利空因素，并非一面倒的压制性态势，而是呈现出拉锯战局面。

3月初已经初步出现反弹的端倪，部分4S店人气开始走旺，一些车企销量回升速度较快。当然，鉴于市场惯性、生产复工快而需求释放缓慢、就业人群结构变化等因素，应该对“报复性反弹”谨慎与乐观并存。

疫情爆发后，公交暂时停运会强化消费者对私家车需求的认知，在“避开危险区域”的意识之下，自由移动出行会出现更显著的诉求，因此疫情会对首购群体购车起到促进作用，而中国车市连年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首购需求的沉寂。“灾后及时消费”心理也确实存在，对于短期内拉升市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体现在餐饮和旅游行业更为显著，对汽车等大宗消费作用相对较轻。

政策扶持已然是箭在弦上：以佛山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已经着手推出汽车消费刺激政策；2月16日《求是》发表最高讲话，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以8大限购城市为例，2019年乘用车零售量共计289.65万辆，如果能够全部放宽，将有望释放20%或58万辆乘用车新增需求。

反转，还体现在“进与退”。外力压迫每每能够促使内在能量爆发，同样的一幕已经在历史长河里多次上演。

“灾难是进化的重要前提”，从来无法指望“出无敌国外患者”能够建立千秋伟业。新冠肺炎的肆虐，让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库存某些条件下是个好东西，合理库存水平并非唯少为上；也让诸多整车企业和经销商之间密切抱团，一派与子同袍气氛；亦使得汽车产品自身形态和生产物流模式加速进化，号称N95级空气净化能力和自动物流车成为疫情期间热搜词汇。

在我们到店调研的过程中，频繁出现店员以感激口吻讲述整车厂的扶持策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遇见。譬如沃尔沃、奥迪、北京现代等品牌都取消了2月份销量目标考核，甚至直接为经销商员工发放人员补贴。“我们最欣慰的是，厂家加快返利兑付速度，延长贴息支持松绑市场及售后服务支持兑付政策，还增加了经销商人员专项激励政策，”一位一汽-大众经销商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至于“中与外”的反转，疫情方面已经确凿无疑，汽车行业则会后续跟进。在反转的性质之外，也是另一重维度的变化——洗牌分化。正如英国学者、布道师托马斯·富勒（Thomas?Fuller）所云：苦难磨炼一些人，也毁灭另一些人。

当韩国勉强度过病例爆发高峰，意大利、伊朗却以远高于中国的发病率、死亡率令世人惊骇，而美国和日本的病例数量上升期势头亦难乐观。尤其是美国更笼罩了一片疑云，连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都不能确认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流感里面有多少是新冠肺炎。

这场疫病对汽车行业的打击，其实早就波及到海外。韩国车企线束零件有87%来自中国，即便立即扩张其本土和东南亚线束产能，也不过只有中国的20%至30%水平；根据日本国际贸易中心统计，2019年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中约37%从中国进口。据悉，中国产零部件供应的短缺，或导致现代、起亚韩国汽车减产5万辆，损失高于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亿元），而丰田、日产、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多家跨国车企海外工厂也面临停产风险。

欧洲车企同样无法置身事外，惠誉国际评级指出，由于依赖中国包括湖北省供应商工厂提供的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特别是刹车、电器配线，德系车企和供应商所受打击高于其他欧洲汽车制造商，大众、通用、日产、三菱、雷诺和本田等车企损失可能最为严重。

分化的角度足以令人称奇，2月份合资车企跌势超过库存相对充足的自主品牌，于是中国本土车企批发销量市场份额又难得地回归到50.5%的水平（但零售仍在40%级别），成为五年来新高。跌幅低于大盘的吉利、长安、奇瑞、传祺等强势自主品牌有力地推动了份额拉升，海马等弱者则残酷地交出了0辆的白卷。

由于上汽大众销量暴跌近九成，拉低德系销量份额，日系又一次在市占率上逼近德系，而丰田和大众2月上牌量差距小到空前——18,785辆对比23,114辆仅差不到20%，要知道1月份大众上牌量还比丰田高出一倍。

强者屹立，弱者崩溃；自主分化，头部集中；德系僵持，日系进攻，这种马太效应的趋势在疫情之下没有冲淡，反而得以放大。

不同的区域市场和细分市场可能面临的势头也不尽相同：中西部区域将因为实际需求的推动而渐渐恢复购车需求，SUV能够更好地契合需求；疫情催生的首购更侧重年轻人和入门车，有利于自主品牌；大城市受疫情影响较重，新能源车受到拖累更为显著。

黑与白交战，辩证从来贯穿了每一场矛盾的始终。

诚然，不利因素也会让我们审慎对待市场预期。疫情对节假日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根据部分机构估计，仅旅游、餐饮和影视等行业就将损失近万亿产值，尤其是第三产业所覆盖的4亿就业人员。因而大部分消费者短期收入都将面临下降压力，消费意愿也会淡化。不过考虑到对国家宏观经济长期表现抱持信心，我们更倾向于市场在近期内能够触底回暖，尽管上半年几乎难以出现同比增长的月份。

根据《汽车公社》基于乘联会数据进行的推算，全年乘用车零售销量大约同比下跌7.9%至1,904万辆，其中5~12月在积压订单的推动和激励政策促进下有望实现6.1%的同比增长，将第一季度的损失“部分追回”。

中国汽车，多难兴业

令人心生慰藉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3月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了300多家湖北以外地区整车厂和零部件厂商复工复产情况，目前已有90%以上实现复工复产，工人的复工率也达到80%；湖北省等待复工的企业最早也可于3月11日复工复产。中国汽车产业的生命力和复苏势头，已经盖过了悲观预期。

生死，催促深思；分化，推动进化。

苏格拉底曾以睿智的眼光打量这样的关联：“在死亡的门前，我们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它的重要性。”而在断崖边上走过一圈的中国汽车产业，与其将新冠肺炎视为一次纯粹的拖累和挫折，倒不如看作是“多难兴业”的又一次体现和积累。

无论置身其间、背负苦难的承压者如何痛苦，无论他们的愤怒、怨怼、谩骂怎样被我们所理解和怜惜，都无法更改中国汽车在风波中持续前行的客观大势。毕竟，“中国”和“汽车”两个元素都具备无可比拟的沉重份量，故而，多难能够兴邦，亦可兴业。

灾难无法战胜中国汽车。

毋庸置疑，全球最多人口、第三大国土面积、历史最悠久之一的文明古国，在当代层面同样罕有对手：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年已经是制造业产值登顶全球的第十年，早在2017年便超过美、日、德制造业产值之和。

汽车产业，则是“无工不富”的制造业分类下最具备杠杆效应的支柱，同房地产一样关联了无数上下游产业，是政策调控经济必不可少的焦点领域。就如同工业企业转产口罩，率先动作的是上汽通用五菱、是比亚迪。何哉？以熟练工人数、设备厂房先进性、调度效率而言，难有出车企之右者。

当这两大元素合并为“中国汽车”，那么这四个字背后的强大内生力量——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庞大而多样的市场需求，以及中正平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已经远超过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想象，赋予“多难兴业”坚实的基础前提。

新近里皮在接受采访时妙语令人百感交集：“我在中国生活了8年，和那里的人民有过很深的交流。我知道中国人下定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足球以外，执行力是很惊人的，所以中国现在能够很好地抗击疫情。”暂时不去考虑和国足相关的嘲讽，这段话倒是准确地点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之处，足以战胜疫情，也足以在长远的将来振兴汽车产业。

从决策到聚力，中国的体系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效率独树一帜。尽管局部还存在“体制问题”被诟病的现象，但以整体而言，已经是唯一能够支撑如许庞大国度运转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能够很快见到疫情的曙光？仅以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费用进行对比：

中国：公立医院40元/人，第三方机构＜160元/人，医保患者免费；

美国：3,270美元/人（约合人民币23,000元）；

日本：10万日元/人（约合人民币6,450元）；

韩国：10万韩元/人（约合人民币600元）；

……

国家调控、举国体制，尽管听上去不如“自由市场”那般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称心顺耳，但别忘了，在应对沉重打击时，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也不得不照搬中国的模式“今夜我们都是中国人”。

此外，灾难强化了筛选，在物竞天择的模式下令强者脱颖而出、弱者就此泯灭，资源得到集中和优化配置，带给行业更多进化的驱动力和进取意识。

前文里已经对分化和反转之述已备矣，而海外实际上也有类似的先例。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丰田在当年被拉下全球销量三甲序列，不过其持续推进优化供应链、着手降低成本，很快便重新回归冠军王座。

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地位极其难以被取代，并不仅仅是由于每年2,500~3,000万辆的销量规模。上文提到全球80%零部件在华生产，而海关总署2019年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6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公司对外出口占40%。

东南亚进口替代？产能转移？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并非易事。如果是短期应对突发事件，诸如湖北区域的线束和刹车供应停摆，已经拖累全球车企海外工厂产出，但刹车生产需要大型专用搅拌设备和特殊铸件，转移难度较大。如果是长期角度的产能迁移，很可能最终搬走的只是价值链最末端的组装环节，而整个供应链仍然严重依赖中国，一如越南手机产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居高不下，导致贸易长期逆差。

疫情的中外反转，甚至会部分抵消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中蒙受的损失。

逐利的资本永远呈现“地震效应”，地壳运动让一部分地区凹陷为洼地，就可能让另一部分地区凸起为山峰。就像疫情期间A股得到拉升，毕竟资本没有其他更好的去向。如果其他国家陷入不利态势，中国却可能恰恰吸引到更多投资。从这层意义来说，国内经济会在下半年获得机遇，加上政府刚刚宣布的新基建投入，有望推动经济上行。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写道：“是大地的泪滴，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It?is?the?tears?of?the?earth?that?keep?her?smiles?in?bloom.）”新冠肺炎疫情将举国困于居所，未尝不是深思苦难祸患如何转变为财富的一次机遇。

金融风暴、非典疫情……加上如今的新冠肺炎，中国汽车行业从来不会被灾害击倒，哪怕困顿迷惘、遍体鳞伤。终究，多难兴业，将成为还不够完美的中国汽车行业通往理想彼岸的航向，在历史上写下愈挫愈勇的篇章。

本文节选自《汽车公社》杂志3月刊封面故事。

文/石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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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美国为什么跟中东各国的矛盾那么深？

当今世界，能够直接跟美国对抗的，除了已经被美国灭了的萨达姆政权，最牛的恐怕就是伊朗了，利比亚的卡扎菲都软了，伊朗的内贾德却依然指着鼻子骂美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政治需要，伊朗是个家，伊斯兰教是伊朗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而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与美国等西方文化是死敌，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伊朗跟美国叫板，就是在跟西方世界叫板，可以巩固伊斯兰教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地位和特殊的疑聚力，借此巩固其统治。

另一个原因更为复杂。伊朗本来不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发源地，自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成才为伊期兰国家的领袖，它必须在伊斯兰世界巩固其领袖地位，而这一地位非常重要，对伊斯兰世界极具号召力，任何亲西方的国家都会被指责为离经判道，被削弱统治基础。这是把很厉害的剑，也是根绳索，捆住了中东很多国家***的手脚，因为他们不得不顾及国内穆斯林的情绪，而不敢做出对伊朗太不利的事。而跟美国叫板，意味着维护神圣的伊斯兰民族的感情，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护，这是伊朗在试图维护它在中东的地位。

伊朗之所以敢对美国牛，就是看到了这一招很有效。不过，这主要是为了维持它在阿拉伯世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国家的***未必首肯。让阿拉伯国家***不安的是，美国开口闭口喊民主，这些国家又都是独裁国家，美国在它们头上悬了把剑，让他们时时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美国之所以没对他们下手，是因为有伊朗这个强硬的对手，需要他们支持，如果这个对手一旦消失了，美国在中东没有了主要敌人，美国就要重拾民主话题，让这些国家变色。所以，这些国家的***虽然对伊朗以家领袖自居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也深感到伊朗实力的威胁，但还是宁愿保留伊朗这个对手，让它跟美国磨。当然，如果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战争本身也会造成混乱，危及其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也是一种考虑。

伊朗洞悉了这些国家民众的愿望，也洞悉了这些国家***那点心思，料定他们即使不支持它，也决不会与它为敌。伊拉克现总统，甚至说伊朗对伊拉克是有帮助的，在反恐上做了事的，就是为了顾及国内民众的情绪，并称两国关系挺好，这也是让伊朗最得意的地方。看来美国要对伊朗动手，至少在中东本地区会遇到很多有形和无形的阻力，包括中东国家***出于那点心思，也会从中作梗。

美国对伊朗开战，绝不象对伊拉克开战那样简单，首先是因为伊朗在中东影响力比伊拉克大，还有中东其他国家***的心思，也更有利于伊朗。其次，是美国对伊开战后的现实，大家都看到了，不仅破坏了伊斯世界的秩序，也没有带来美国所说的民主自由和和平，不仅伊斯兰教徒咬牙切齿，就是那些开明派也大失所望。而如果没有当地民众以及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施展开手脚的，这就是美国迟迟没有下决心对伊朗动武的原因，也是伊朗敢牛的原因。当然，伊朗军事能力远比伊拉克强，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不是主要的，对于美国的军事实力来说，这点差别不算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