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皇家蓝-皇家克什米尔vs普甲比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而幕后主使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1955年4月18至24日，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5国发起的亚非会议将在印尼的避暑胜地万隆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独自发起和召开的一次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盛会。新中国也在邀请之列。消息传来，国人同庆。中国政府决定派总理率代表团出席。

这对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的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威望的日隆，忧心忡忡。1954年开始的一连串台海危机，已在1955年3月渐趋平静，国共斗争的场所也已从闽浙沿海转移到国际外交舞台，所展示的外交策略和技巧，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得分。不无焦虑地想到，国际外交风云比闽浙沿海情势更为险恶。他在《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之说明》演说中表示，1955年4—6月乃是他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尤其是中共在台海危机中刻意避免向美舰开炮，在随后的和平攻势中又表示愿与美国直接谈判，同时又积极进行加入联合国的行动，对台湾的外交处境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蒋酸涩地表示，如中共获准进入联合国，国民党当局将立即退出。

为挽救其日益黯淡的前景，善于揣摩老头子意图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再施已在大陆演练了多年的故伎：暗杀，除去这位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于是代号为“1号”的暗杀计划出笼了……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国内尚无大型客机，也没有飞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洽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并商定，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先作为正常航班飞抵香港，然后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下午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雅加达。

民党情报人员获悉后，认为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机会最宜下手，遂指派两名在香港的特工人员进行暗杀。这两位执行者，一位是周斌成，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早年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

当时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将定时炸弹偷放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待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爆炸，落入大海，将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毫无证据线索可寻。

在这个计划中，放置炸弹的人是个关键，问题的难点是谁执行这个任务。这个人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后，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周梓铭。

周梓铭，本名周驹，是香港航空公司启德机场的清洁工，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年仅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嗜赌如命的父亲。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引人注意。

在60万元港币的重赏下，周驹接下了安放炸弹的任务。

行动大致确定后，周斌成和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

可是周、陈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元港币酬劳的事情，因这是他们擅自决定，事先没有请示，于是便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出马为之说项。谷正文当时担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

谷正文十分赞成这个暗杀计划，除去暗杀中共***物是台湾特务职能之外，他还想藉此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因为香港对在港台湾情报人员不大客气，抓住之后就判重刑。况且这个计划看来“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经费嘛，自然不成问题。谷正文建议，最好在行动的前一天，让周驹住进旅馆，并将他父亲也一并找来，免得他临阵退缩，坏了全盘计划。

随后，周、陈随身携带着60万元港币回到香港。4月10日，他们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由其父亲保管。在旅馆里，他们教给周驹如何使用炸弹，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演练。 既然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又是由亲率代表团出席，那么保证代表团准时、安全地到达会议地点，自然就成了公安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初，提议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在船上可休息两天。后与有关部门磋商后发现，走海路较危险，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不足千吨的两艘小商船，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遇国民党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决定包租印航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代表团准时、安全地出席会议，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到缅甸，然后由缅甸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特派时任副局长的李福坤和伍全奎，紧急赴昆明进行准备部署。

正当有关部门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总理接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去万隆开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吴努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几个主要参加国的***先在仰光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中国方面欣从，决定代表团分两路：一路由、陈毅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赴昆明，乘缅甸所派飞机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是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鉴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正当、陈毅等刚要离开西苑机场候机室准备登机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情报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的油箱内，以暗害及代表团。

对这份重要情报，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一行抵达昆明。4月9日中缅航线飞机试航成功。

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全。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务必转告罗青长，将情况查清后，由外交部通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在港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将此情况告知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即将总理的电话转告罗青长，罗青长又将此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

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随即指示西欧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交涉。

当天上午9时半，张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11人明日(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敬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关照。艾惕思询问了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方面，并对张越说，以后再有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了香港当局，并于11日凌晨1时半，派专人赴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起初将信将疑，表示：“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为飞机12小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1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当新华社人士告其机场有地勤人员与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届时将派印方工程师检查油箱，并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的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请他务必严加防范，确保“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出问题。印航经理答应，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机，绝不允许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香港启德机场后，香港政府即派警察警戒飞机四周。印航经理果然亲自监督着例行服务和37件行李的运送工作，由印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将行李送上“克什米尔公主号”，中国民航飞机的乘客直接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无关人员一律不能接近飞机，也未搬运邮件或货物。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 正如国民党特务所预料的，瘦小平凡的周驹始终未引起人们的注意。4月11日，周驹象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炸弹当时就在他身上!这种炸弹是一种高科技产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台湾的，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全检查，特制成牙膏模样，外裹牙膏皮，与一般牙膏绝无两样。按规定，简易的漱洗用具是允许机场工作人员带入的。就这样，周驹顺利带着炸弹混入机场。

在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例行服务时，周驹随着其他印航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清洁，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安装了定时炸弹，又是何时失踪的。

4月11日下午1时26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6时30分，飞机突然从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连发三次紧急求救信号。

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指挥塔一遍又一遍向空中高喊：“机上有没有?有没有?到底有没有?”

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长回答“没有”的刹那间，信号突然中断，飞机从此消失了……

据三位生还者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后，前5个小时飞行正常，下午6时30分左右，在离海面1.8万英尺上空，机内突然发生爆炸声。正在客舱睡觉的飞机检修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他发现烟雾从冷空气导管喷出，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立即报告机长，并将灭火瓶射向后行李舱。领航员帕塔克接着发现右翼第三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大火。卡尼克报告机长后，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由于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第三号发动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他们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把最后一组二氧化碳灭火瓶射向该区。灭火瓶消耗殆尽，但右加温机火警信号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已不可能。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这时距离雅加达约1小时半的航程。

在飞机急速下降时，乘客虽略有惊恐之色，但个个听从指挥，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发生混乱现象。空中**迅速把救生背心首先发给乘客，然后再发给机组人员。机长命令把乘务组舱门打开，接着检修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及乘务组座舱的出口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机舱，飞机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尽力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以图将飞机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但由于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飞机呼啸着象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机身裂为三段，沉入了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和检修师卡尼克被强烈的气浪摔出机外，浮于海面。副驾驶狄克西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他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和娴熟的水性，忍着饥渴，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浮。卡尼克和狄克西特被海浪冲到一起，为了互助共同求生，两人捆在一起，在海面上漂泊了8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小岛上。帕塔克则单独和海浪搏斗，最后也挣扎到小岛上。他们先后被英国军舰发现救回，奇迹般地生还。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则全部遇难。在打捞过程中，发现几乎是所有遇难者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上，唯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自己的座椅上。显然，他顽强地坚守岗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飞机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区搜寻。英国皇家空军、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英国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在一小岛上发现并营救出了三名幸存者。

遇难者的尸体打捞起来后，被运到新加坡，我国政府当即去认领。由于热带高温，海水浸泡，烈士遗体已难以辨认，在当地统一火化后，骨灰盒被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纪念这些遇难者，修建了一座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题写的碑文：“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着11位烈士的简历，底座正面刻着烈士们殉难的经过。

这11位烈士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杜宏；新华社兼《光明日报》社记者李平；中央新闻纪录**厂摄影师郝风格；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

石志昂等8位中国烈士，都是新中国优秀的外交人员和一流水平的记者。遇难时，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李平仅26岁，年龄最大的钟步云也只有43岁。如此年轻便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这个道理他们懂得。李肇基和钟步云在出发前便意识到了此次使命的危险性，特意与妻子儿女照了张全家福。结果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是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而牺牲的，他们死得英勇，死得壮烈，死得重于泰山!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强烈谴责美蒋特务的罪恶行径，要求香港当局彻底调查，严惩国民党特务。

4月12日上午，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局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对港英当局在我事先报警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表示不满。次日，外交部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开声明，严正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是一次普通的飞机失事，而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尽快调查此案，将参与这一阴谋事件的特务缉拿归案。

4月15日，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总理会谈时，建议尼赫鲁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次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

为了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自万隆回到北京后，又于5月9日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希望艾登首相和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通力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还为破案提出了5点具体要求：①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获悉的材料，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尔·纳·高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②香港当局得到材料后，不得让无关的人员知道，以防泄密；③对材料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视，以防逃跑；④对案中关键人物，即与这次破坏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物，要严加审讯；⑤在香港当局进行审讯时，我们要派出代表列席旁听。

艾登首相和英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各点要求。

5月18日，中国政府的代表熊向辉和印度政府的代表高先生抵达香港。当天下午，高先生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给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当晚，香港当局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

香港当局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拘捕审讯88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飞机爆炸确系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其主使为周斌成，具体施暴人是周驹。周驹作案得逞后，未等到下班，便匆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坐接应他的汽车逃走，潜避台湾。

由于周驹是在港方通缉以前就到了台湾，港局只能要求台湾方面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方面则在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无法律依据，拒绝了港方的要求。周驹在台湾保安单位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其父则在情报人员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后安全偷渡赴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姓埋名，定居台湾。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更可惜的是，始终不能查明这一案件真相及其幕后主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后据谷正文透露，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吓了一大跳的香港政府总督，曾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达成了一项口头交易：对于台湾情报人员，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情报人员一马，则台湾情报人员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伪港币。

于是，这次震惊世界的空难事件，就如此不了了之。那些死难者地下有知，该做何想?

"开司米"原本是指（ ）。

根据地区名称，被称为开司米。如今，国际上一提开司米（），就是指羊绒。根据《英汉大词典》，只有Pashm，解为“羊绒，西藏高原等地产，用于制造克什米尔披巾等”。一头羊一年的出绒量只有100克。制作一件大衣大约需要30头羊的绒。

在15、16世纪时期，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用手将羊绒制成漂亮的披巾，这种产品美观大方，手感柔软滑腻，引起世界各地的重视就以地名称呼这种原料。羊绒因为昂贵，在交易中以克论价，由于稀少及其卓越的触感，羊绒素有“纤维女王”、“软黄金”的称谓。

喜马拉雅山羊绒虽然不及克什米尔羊绒昂贵，却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满足更多女性对于精致和优雅的憧憬。

1796年，阿富汗的喀什米尔统治者送给来自巴格达的友人一条精美的开司米披肩，这条披肩辗转经过埃及到了拿破仑手上，最后进了约瑟芬皇后的衣橱里。从那时起，开司米就获得了西方人的心。

欧洲皇家及富家女子一度把开司米当做了必备装束。而近一两年开司米披肩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流行盛况。在寒风乍起的日子，开司米披肩更是大显保暖神力，随意往肩上一披，优雅华丽尽在轻柔材质间，既能上得殿堂，也能轻松走过街头。不需要时，可以把它折成一小块，塞在包里

英国皇家廓尔喀部队是怎样建立的？

1971年，中国香港的土地上迁来一支海外作战部队，他们把香港作为新的驻地，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部队才撤回到英国本土，一部分士兵被香港保安公司招聘为保镖。这就是英国著名的廓尔喀部队。

廓尔喀士兵是英国从位于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山国尼泊尔招募的雇佣兵，成员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标准亚洲人，廓尔喀部队被列为英军的特种部队。

严格的甄选

廓尔喀士兵最初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以西的廓尔喀村，由于村子十分贫穷，每年都有青年男子从尼泊尔各地来到西部城市博克拉的英国廓尔喀士兵招募中心申请当兵。应召的尼泊尔青年都是17～22岁的男子，最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经过严格的选拔，几千人中只有200多人能幸运成为英国职业军队中的一员。对于廓尔喀人来说，参军从戎不仅可以开阔眼界，赚取数量可观的金钱，还是一件令人荣耀、为家族增光的事情，很多人将加入英军看作是一生的转折点。

进行选拔时，首先由英军派出的征兵代理人到山间乡村寻找强悍的候选者。第一轮被选中的青年将进入下一阶段选拔，称为“山选”。在这一轮筛选中，身体和智力测试更加全面，淘汰也更加残酷。在参加“山选”的大约6000名男青年中，只有789人能参加为期一周的最后测试。最后测试在尼泊尔西部城市博克拉的英国廓尔喀士兵招募中心举行。在这789人中，最终胜出的230人将加入英国廓尔喀部队。要加入的廓尔喀士兵在加入英军前都有一个效忠仪式，他们发誓将永远忠于英国的君主，承诺听从英国指挥官的命令并英勇杀敌。在加入英军的头3年里，廓尔喀士兵是不能回家探亲的，他们与英军有15年的服役合同，通常都会服役5年以上，情况好的甚至会超过32年。一直到50岁才退役。廓尔喀士兵年薪8500美元，尽管英国政府付给廓尔喀士兵的军饷很低，但在尼泊尔人眼中仍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编制装备

廓尔喀营在和平时期保持707人的规模，在战时增加到740人，比英国本土的步兵营人数（约625人）稍多。营包括3个连，即HQ连、支援连、火力支援连。3个连分别命名为A、B、C连，每个连包括3个排和HQ连。A、B连的其中一个排都有5个“米兰”导弹发射手，C连的第3排包括整个营的突击手。排包括3个班和HQ排，每个班8人，包括排长、巡官、无线操作手、51毫米迫击炮操作手、两个步兵。每个班中的6名步兵配备SA80突击，其他两位操作轻型支援武器，都发射5.56毫米枪弹。每个排的一个班都有1名7.62毫米通用机枪射击手。

每当有突发事件和紧急任务，或是任务区环境恶劣、情况复杂，需要派出一支作风优良、意志顽强、敢打硬仗的部队时，廓尔喀部队总是成为英国陆军的首选。据称，英国卸任首相布莱尔向来对神勇的廓尔喀部队青睐有加。廓尔喀人的作战信条是：“与其懦弱地活着，不如勇敢地死去。”

战争中磨砺

“廓尔喀”（Gurkha）取自于尼泊尔公国廓卡哈（Gorkha）的名字，尼泊尔公国廓卡哈在18世纪中期征服和统治了大部分的尼泊尔国土。该名字也用于公国廓卡哈的士兵。“廓尔喀”的英文Gurkha也几经改变，如Goorkha、Gorkha等。1814年，尼泊尔王国的廓尔喀士兵奇袭了克什米尔和不丹。尼泊尔的扩张与当时驻印度的英国殖民军发生了利益纷争，当时的英国占领了印度的东北部。于是，英国借口边防哨所遭到袭击，调集21000名大军对尼泊尔发起全面进攻，与16000名士兵组成的尼泊尔军队发生了血腥的武装冲突。然而，英军在作战中吃尽了由廓尔喀人组成的尼泊尔军队的苦头，双方于1815年签订了《瑟高利和约》。廓尔喀士兵视死如归、英勇善战的精神得到了英国人的赞扬，于是英军梦想将廓尔喀人招至麾下。后来，双方经过和谈，英国取得了招募廓尔喀士兵的权利。由尼泊尔军队士兵组成的英国廓尔喀部队第1、2、3、4营在1815年4月24日成立了。自此，廓尔喀人在英军服役至今。

在为英军服役的岁月里，廓尔喀人参加了几乎所有与英国或印度有关的冲突。廓尔喀真正地与英军一起作战是在1857年的印度叛乱中，他们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表现出对英军的无比忠诚。1857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廓尔喀士兵分别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的西藏等地、阿富汗、索马里岛、印度东北及西北边境、塞浦路斯等为英军作战。在此期间，英军中的廓尔喀士兵不断增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超过20万名廓尔喀士兵在法国、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巴勒斯坦、埃及、希腊萨洛尼卡等地与英军并肩作战。在此期间，廓尔喀士兵被英国女王授予两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廓尔喀士兵第一次被授予如此高的荣誉。而且，当时还成立了第11营，其他的营也各增加了两个连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1.2万名廓尔喀士兵在40个作战营，他们随英军在叙利亚、意大利、希腊、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作战。其间，7544名廓尔喀士兵失去了生命，2.3万人致伤残。在东南亚茂密的丛林里，至今流传着廓尔喀士兵神不知鬼不觉摸到日军哨兵前，用弯刀割断他们的鞋带、大胆戏弄日军的故事。这一时期，廓尔喀士兵被授予10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1947年印度独立后，廓尔喀士兵继续留在英军中，经过与印度、尼泊尔的谈判，英军保留第2、6、7、10作战营，其余的留在印度陆军。自从马来亚危机开始（1957年马来亚独立），直到1960年，大约有5个廓尔喀作战营在马来亚的丛林里作战。1962年，廓尔喀士兵移师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在1962—1966年印尼的“敌对”战斗中，所有的英军廓尔喀战士参加了作战，表现出色，并被授予最后—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两场冲突中，廓尔喀士兵证明他们是丛林战的主人。

1967—1972年间，廓尔喀第17步兵分部的人员从14000人减少到8000人，驻地也由马来西亚迁到中国香港。在香港，廓尔喀部队称为廓尔喀野战部队，负责边防的巡逻和安全检查。1974年，第1营、第10王子营被部署到塞浦路斯，以抵御土耳其的入侵。1982年的马岛战争，廓尔喀部队千里奔袭，参加了圣卡洛斯湾的登陆战和英军最后对斯坦利港的进攻。据说，当阿根廷军队得知英军部队中有廓尔喀士兵后，竟不战自退，望风而逃。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廓尔喀士兵的敬畏之意。廓尔喀部队还参与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

廓尔喀部队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在越南、刚果、卢旺达和黎巴嫩、科索沃、东帝汶等国家与敌人战斗。现在，英国皇家廓尔喀还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在打击残余势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据报道，2006年6月4日，廓尔喀第1营和空降兵军团第3营士兵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瑙扎德镇以西地区与武装展开激战，战斗持续6小时，场面非常惨烈。英军打死分别躲藏在7～8个掩体内的武装人员约100人。目前，在英国女王的卫队中，我们也能见到廓尔塔士兵英武的身姿。

接近实战的训练

廓尔喀士兵接受训练的时间是普通英军的3倍，他们首先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多廓尔喀士兵的文化水平很低。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大山里，诸如游泳这样的技能都要从头学起。经过现代化的军事训练，他们掌握了各种作战技能，并形成了顽强凶悍的作战风格。廓尔喀士兵最为擅长的是山地战和丛林战，他们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生存能力。

下面是英国皇家廓尔喀第1营的士兵在位于肯尼亚的嘎丝如丛林进行战斗训练的场景。

英国皇家廓尔喀第1营的士兵在丛林中行进，周围俨然日落西山。实际上，这种黄昏的气氛是由千年丛林造成的，即便在中午时分也是如此。在浓密的丛林中行走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潮湿、闷热使人呼吸困难，士兵身上的负重对人更是一种折磨。他们跨过山林中无数条小河，走过一个个山峰，虽然没有下雨，却汗流浃背，衣服湿漉漉地黏在身上。在丛林中行进，任何的声响都会产生回声，在很远的距离便可听到，士兵们不得不仔细辨别每一种声响，以免落入敌人的陷阱。

廓尔喀第1营A连的8人小组纵队行进，其中“查利”火力4人小组在前面，“三角洲”4人小组在后面，中间相隔10～15米。他们默默数着脚步，不时用随身携带的指南针辨别方向。“查利”火力4人小组前面的两名是侦察兵，分别携带L85A1突击，士兵间的距离为3～5米。后面是小组组长和轻机枪手（配备轻型支援武器）。走在“三角洲”火力4人小组前面的是两名手，后面是两名配备突击的枪手，走在最后面的是第二轻机枪手。

在英国陆军训练联络小组肯尼亚分部的支持下，英国陆军每年在肯尼亚进行3次“伟大诱惑”演习。位于赤道附近的肯尼亚集中了不同的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丛林、沙漠、高山、河流等在150千米的方圆范围内都有，为英国陆军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训练环境，这里是英军最大的训练基地。

英军轻型步兵在肯尼亚的训练开始于1963年12月，当地的肯尼亚人为步兵战斗小组和皇家空勤团的训练提供服务。因此，英国政府始终与肯尼亚政府和民间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