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之水vs江苏南-大秦之水队最新消息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是哪些

四大冤案，是指大清真案、杨月楼案、张汶祥案、淮安奇案。

大清真案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杨月楼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 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此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项羽VS刘邦

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楚地义军分两路攻秦。项羽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聚歼秦军主力；刘邦乘隙攻入咸阳。秦亡。依据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的约定，刘邦欲称王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派兵驻守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老城东南北寨村之北，因在山谷中，险如函，故名)，以防诸侯入关。同时，宣布废除秦朝苛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

项羽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平乡镇)歼灭秦军主力(参见巨鹿之战)，取得诸侯上将军地位，实力雄厚。亦率诸侯军40万、秦军降卒20万直奔关中。中途，项羽恐秦降卒哗变，在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将他们全部坑杀。元年十二月(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项羽命英布攻破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意图消灭刘邦集团。刘邦军不足10万，自料力量不敌，竭力拉拢项羽的叔父项伯请为调解，并亲赴鸿门，表示诚意，动摇了项羽决心。战争没有立即爆发。

同年二月，项羽凭藉其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裂土分封18个诸侯王，恢复封建割据。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封刘邦为汉中王，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城东)。将关中分为三部，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王，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刘邦纳萧何建议，确定了收用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方略(参见刘邦还定三秦之战)。四月，忍忿前往汉中就国。途中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偷袭，并借此表示无东向之意。以麻痹项羽。项羽亦于同时班师彭城。

五月，未破项羽封王的田荣于齐地(今山东大部)起兵反楚，门立为齐王，项羽发兵击齐。刘邦乘项羽无暇西顾和三秦王立足未稳之机，“决策东乡(向)，争权天下；”(《史记·高祖本纪》)。令萧何收取巴、蜀租赋补给军队，以韩信为大将、曹参为前锋统兵数万，积极部署东进。八月，汉军潜出故道(因临故道水得名，治今陕西风县北风州之西)，袭击雍地，进围章邯军于废丘(雍都，今陕西兴平东南)。同时分兵攻取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亡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鱼河堡)，迫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迅速还定三秦，袭占关中大部地区；随后，命部将薛欧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向楚地进军，被楚军阻于阳夏（今河南太康)。

项羽在两面受敌的情势下，取先齐后汉方针，继续攻齐，主力被牵制在齐地。刘邦再度抓住战机，一面巩固关中，一面扩张势力，亲自率军由函谷关出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东进。迫降河南于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率军归附，继而俘虏殷王司马门，迅速占领了今河南及山西中、南部广大地区，造成东进的有利态势。

二年四月，刘邦乘齐、楚两军胶着之际，在洛阳接受董公“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的建议，以项羽楚怀王为口实，为义帝报仇讨逆为政治号召，联络各地诸侯王，率联军56万攻楚，一举袭占楚都彭城(参见彭城之战)。项羽留部将继续击齐，自率精兵3万疾驰南下乘刘邦陶醉于胜利，毫无戒备之际，以少胜多，大败汉军，收复彭城。刘邦仅率数十骑突出重围，逃回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此役，汉军被歼数十万，元气大伤。

刘邦战败，诸侯纷纷背汉向楚。为摆脱被动局面，刘邦争取英布，重用韩信、彭越，从各方面联合反楚力量。军事上，则利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有利地形，分兵扼守险要，以争取时间，发展自己，待机再战同年五月，刘邦在荥阳得到萧何征得的关中兵员补充，韩信亦率援军赶到，在荥阳东战败楚军，阻遏了楚军西进攻势。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战局相对稳定(参见成皋之战)。六月，刘邦回返关中，引水攻破废丘，消灭章邯，尽占关中。随之取立太子、赦罪人、立法令、设县邑，加强边塞守备等措施，以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八月，又回到荥阳前线。

三年初，楚军对汉军正面防线发动攻势，数次切断汉军运粮甬道，攻占荥阳、成皋。刘邦败逃关中。为调动项羽，分散其兵力，摆脱固守城池，被动挨打的局面，刘邦纳谋士辕生建议。于五月率军出武关，兵至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西南)。项羽急于寻汉军主力作战，果然率军自荥阳、成皋南下宛、叶。汉军坚壁不战。此时，彭越攻占楚后方重镇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古邳镇)，迫使项羽回师解救。汉军乘机迅速北上，收复成皋。六月，项羽回军，对汉军发动第二次攻势，再占荥阳、成皋，并挥军西进。汉军败至巩县(今河南巩县西南)，深沟高垒，阻击楚军。为减轻正面压力，刘邦遣刘贾，卢绾率兵2万增援彭越，在楚后方攻城略地，断楚粮道，迫项羽第二次回兵东击彭越，汉军再次收复成皋。

二年八月，魏王豹踞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反汉，威胁汉军侧翼。刘邦先派郦食其游说未成，即命韩信率军进攻。韩信突袭安邑，生擒魏豹。刘邦继而纳韩信“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少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书·韩信传》)的建议，给韩信增兵3万，开辟北方战场(参见韩信破代、赵、燕、齐之战)。同年闰九月，韩信首先破代。

三年十月，越过太行山，与赵军战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南)(参见井陉之战)，韩信一反常规，背水设阵，大败赵军。随之乘势不战而降燕。四年十一月，又大破齐、楚联军于潍水(今山东潍河)(参见潍水之战)之滨，平定齐地。至此，韩信东进2000余里，从东、北两面形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态势，直接威胁楚大后方。三年十一月，刘邦在正面对楚作战的同时，遣谋士随何游说九江王英布叛楚附汉。英布据有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二郡，具有相当实力。英布归汉，项羽侧翼危急，忙遣龙且进攻九江军。刘邦达到了在南方牵制、分散楚军之目的。项羽第二次率军东击彭越，兵至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闻汉军再次收复成皋，急忙引兵回救。汉军据险坚守，双方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形成对峙。是时，楚军北有韩信据齐地威胁都城；腹地有彭越游动作战，又须分兵南据九江，以致兵力分散，腹背受敌，粮草匮乏，欲战不能。刘邦则据荥阳、成皋之战坚守不战。四年八月，楚军粮尽，被迫与刘邦订立和约“中分天下”(《史记·项羽本纪》)，划鸿沟(古运河，位于今河南荥阳以东)为界，东归楚、西属汉。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两年零五个月后，休兵罢战。

四年九月，项羽遵约东撤，刘邦亦欲西返。张良、陈平认为“汉有天下太(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建议“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史记·项羽本纪》)。刘邦遂背约，向楚军突然发起战略追击，并约集韩信、彭越南下合围楚军。五年十月，刘邦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南)，因韩信、彭越按兵不动，未如期会师，遭楚军早击，大败，被迫坚壁自守。刘邦从张良计，分别给韩、彭割地封王。十二月，调集韩信、彭越、英布、刘贾等各路大军40万人，将10万楚军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一说今河南淮阳、鹿邑间)(参见垓下之战)。楚军兵少食尽，屡战不胜。夜闻楚歌四起，军心瓦解。项羽率800骑突围南逃，刘邦派兵追击。项羽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苏皖界上的乌江镇)兵败自刎。垓下一战，刘邦全歼楚军，获得最后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

点评：楚汉战争历时3年多，战地之辽阔，规模之巨大，用兵韬略之丰富，前所未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名将韩信在战争中显示了其卓越的统帅才能。先还定三秦之战、再破代、攻赵、降燕、伐齐，最后在垓下全歼楚军，其还定三秦之战暗渡陈仓；井陉之战背水一战、拔帜易帜；潍水之战以水冲敌、半渡而击；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韬略之丰富，用兵之灵活，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篇章，亦为历代兵家所推敬借荐。

大和民族的祖先是大秦帝国的炼丹人一说有正规史料记载吗？

是的,日本人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和子孙!

关于徐福的去向有几种说法：

来到日本，是为神武天皇，日本现有徐福墓

到了琉球群岛

只是到了渤海湾中的一个小岛

中国人徐福是日本人的真正始皇帝！

一、徐福的来历：

徐福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先生曾任楚国宰相，后归隐卫国授徒，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淇谷云梦山，因鬼谷子先生在此授徒为名。鬼谷子名王禅，又名王诩，战国时卫国人，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世称王禅老祖。鬼谷子常年隐居云梦山并在此教徒授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都是他的弟子。鬼谷子的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之后。

孙膑、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耍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苏秦主修纵横术（游说、外交）。他们出山略在秦惠王时代和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时代、秦始皇祖父孝文王只1年就死了。毛遂、徐福是鬼谷子先生晚期的徒弟。毛遂耍的时代在秦始皇父亲庄襄王时代(吕不韦掌权)，曾毛遂自荐在楚魏王会盟时劫持过楚王。徐福是鬼谷子先生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他出山的时候，是秦始皇登基前后，李斯耍的时代。鬼谷子先生这些徒弟出山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30年，前后跨度达四五十年。

秦始皇统一以后，徐福向秦始皇献计——以500童男、500童女，乘大船到蓬莱仙岛寻访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结果，公元前219年去了一次，未果。前209年一去杳如黄鹤。秦始皇等了1年不见徐福返回，自身先死！不知徐福已经来到东洋瀛洲。

史传徐福事迹如下：徐福，即徐市，字君房，齐地琅琊(今江苏赣榆)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登泰山勒石颂德。然后经黄县、(月垂)县，攀成山，登芝罘(今烟台)山，南下琅琊台，逗留3个月。在此期间，秦始皇看到海州湾内出现海市蜃楼，认为是仙人所显，遂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徐福入海数年求药不得。

9年以后(前210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又找来徐福，徐福怕秦始皇怪罪，诈称海中的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须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上岸求药。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粮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洲)。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徐福等人在九洲岛等地向日本土著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和、锻冶、制盐等技术，还教给日本人民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日本人民敬重。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和歌山县、佐贺县、广岛县、爱知县、秋田县、富士山地区都有徐福活动的遗迹。佐贺、新宫等地神社都把徐福作为神来大会奉祀，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为了弘扬徐福精神，中国、日本成立了全国徐福会，连云港、龙口、胶南、沧州、苏州、慈溪和新宫、佐贺、大阪、富士吉田、鹿儿岛、东京等地也都成立了徐福会。近几年，有关徐福论著和文艺作品不断出版，有关徐福的剧目亦搬上了舞台。

二、中国人徐福是日本人的始皇帝！

日本人只说天皇神族是渡海而来的，却不说是从何而来的。

1987年我访问过新宫，因为我非常想看着徐福登岸的地方。新宫城位于和歌山县。我会见了新宫市，巧的是他本人也对徐福很感兴趣。他带我到徐福登岸的地方，这是一片美丽的海岸，有一座红色的神社，周围平静而安宁。我们找到了据说就是徐福发现的、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药的踪迹。解释说，这些草药是补肾治病的；一般肾比较强健的人，寿命自然会长一些吧！还带我参观了立在城市附近的徐福墓碑，这是一块用中文记录着徐福如何到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以及为什么在日本定居下来的故事的石碑。

墓碑立于1834年，碑上“徐福之墓碑”5个字出自一位高丽书法家的手笔，上面的诗歌则是一位日本汉学家写的。

告诉我，每年的11月28日，和歌山人都会聚集在徐福墓前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1980年，和歌山人庆祝徐福到达日本2200周年。从1915年以来，和歌山人民成立了保护徐福遗迹的委员会；1931年，他们又成立徐福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到1955年，他们最后成立了徐福协会。

徐福的墓旁还有7个墓，据说是徐福的7个亲信。没有人说得清徐福带到日本来的3000童男童女的下落。

在日本的不少地方，尤其是，也有徐福的遗迹。第一次访问福冈时，我向一位日本高级官员问起他是否知道徐福。他有点迷惑，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于是我就将有关徐福的故事告诉他。第二天，他就给我一本《中国在中心》，书中有几篇是关于徐福和与中国的关系的文章。

所有日本人都对徐福怀有高度的敬意。在佐贺的金立市乡村里，徐福作为一个知识和医药之神受到人们的膜拜，其他还有水神和农业神。村民们称徐福为“金立先生”。那里还有一幅古壁画，描绘了徐福的到来和他与金立市的关系。这是17世纪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已成为金立寺的一件宝藏。

在金立市每遇干旱，村民便会来到金立寺，把徐福的画像放进一个便携神龛中，在市里游行祈雨。游行时，便携神龛的后面总是跟着一条36米长、2吨重、用草和竹叶制成的巨龙。整个仪式被称为“雨乞行事”，每隔4至5年在8月8日举行。这是个热闹的仪式，参加者要用力击鼓，请求上天降雨。1724年，在金立市附近的千布发生一场严重的干旱，进行完这种仪式后，一场雷雨从天而降，洒遍整个城市。

日本人相信，当徐福到千布寻找长生不老药时，他在村民帮助下获得了成功。甚至有故事说他爱上一个千布的女孩。

我还参观了新宫的海滨，到处是断垣残壁，堆起来有一米半高，绵延大约有32公里。日本人相信徐福也修建了一座长城，它是中国秦长城的缩影。在江户幕府时期（公元1600～1867年），还有曾修复过这座长城的记录。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修建这座长城是为了防备秦始皇为缉捕他而攻打日本。在江户时代，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要建成这样一座长城真是无法想像，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徐福登岸的地点，也恰恰和日本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登岸的地点相吻合。一位台湾作者卫挺生10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徐福与日本》，声称日本的第一个皇帝实际上就是徐福。他是根据日本第一个皇帝与徐福在登岸时间上的离奇巧合推断出来的。书里还提到，从生活在天照大神时代重要的日本皇族墓穴中，人们发现一枚秦朝的铜镜和一把巨大的秦人用的战刀；如果不是徐福的到来，日本怎么会有这些古代遗物呢？2000年前徐福到达日本时，日本尚处在石器时代，还无法制造这样的东西。这本书断言，事实证明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作者十分激动，他担心如果日本人继续对他们是神的后代的神话坚信不移，而不肯接受科学的历史，那么历史就很可能会重演，因为日本人坚信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日本的历史被神话淹没了。大多数日本人至今还相信他们是神的后裔，正像两部最早的编年史《古事记》（古代传说）和《日本书记》（日本编年史）

所记载的那样。根据这些编年史，日本的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是于公元前660年登基的。但是直到8世纪初，还没有哪一部编年史所记载的历史完全可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部历史性著作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

三、徐福是日本神道教的真正创始人

日本人不敢考古，一考就原形毕露。神道教来自中国

1987年，我结识了一位对徐福有广泛研究的日本学者钣野气峰。他在早稻田大学做研究工作，第二次大战后日本被盟军占领，他移民到美国和拉丁美洲。他告诉我，他离开日本后才发现为什么日本会在亚洲犯下这么多罪行，为什么日本想征服世界。他离开日本达25年，10年前才回到日本。

钣野在谈到日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暴行时一再道歉，他为日本犯下这么多灭绝人性的罪行而感到羞耻。钣野认为，秦朝时，徐福一定是齐国一位以研究延长寿命的丹药而闻名的杰出首领。秦始皇想除去徐福，因为徐福对他已构成威胁。他派徐福去寻找长生药，而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徐福知道如果自己再回中国，一定会被秦始皇处死，这就是他不肯返回中国的原因。

钣野说，徐福带来了当时中国人知识和智慧之大成，其中包括道教。他认为，徐福才是日本神道教的真正创始人。战国时期，齐国严格信守宗教，每个去道观的人都得先进行斋戒，那里有专门的房间供人们斋戒，净化灵魂。直到今天，在每个神社中都保留着这样的房间，供参拜者斋戒，这样的房间被称为“齐室”“齐”即源于徐福的家乡齐国。

我有些怀疑钣野的说法，于是在我到每个县访问时，都要参观神社，看看是否真像钣野所说的那样。我参观神社时，总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一个齐室，供参拜者斋戒？”穿着飘飘然白色长袍的神社侍者常常是一脸惊讶地瞪着我，大概从来就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他们的回答总是“当然，是有这样一个齐室，每个到神社来参拜的人都得先在齐室斋戒”。我问他们是否知道齐室的起源，他们显然不知道。看来钣野的论断很有道理。

钣野的研究还得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结论。他说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他说孔子和老子都与齐有渊源。徐福随员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姓秦，这是秦王朝的国名。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建立过一个秦王国。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回来后告诉他，山口郡的人与他们有同样的面孔、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去的，他们都是徐福使节的后裔。

据钣野的估计，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

钣野说：“如果日本人知道我们与中国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有同样的血缘关系，在第二次大战中，就不会在中国的城市里犯下这样的罪行。我们很可能从来也不会想到要侵略中国了。”他还说：“我从未去过中国，因为我为在第二次大战中我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无地自容。在访问中国前我必须克服这种感觉。”

钣野说日本人是神之子的论调是危险的，如果日本继续相信这种神话，历史很可能重演。因此，他打算写一本书，让日本人彻底明白他们的起源。

在日本，守得最紧的“秘密”是祖先的坟墓。未得到皇族的允许，没有人会想到去碰这些坟墓，更不用说为研究的目的而挖掘这些坟墓了。如果日本允许发掘他们祖先的坟墓并进行研究，那么日本的历史也许就不得不重写。如果他们发现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或高丽人，他们会怎么办？我想，这要比不顾史实而沉醉

在想像和神话中好得多。

四、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曾公开承认是中国秦始皇的后裔

其实很多日本人以前有中国姓，和韩国一样

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这使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十分震惊。他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在日语中，秦字与羽田发音相同。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换句话说，这位首相承认自己具有中国血统。

裴松之是谁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二画

《岛春秋》（司马彪撰）

《岛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岛记》，则分为《冀州

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画

《三辅决录》（赵岐撰） 《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 《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张衡所

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五画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 《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画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 《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书》

八画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九画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十画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 《神仙传》（葛洪撰）

十一画

《陈留耆旧传》 《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十二画

《华阳国志》（常璩撰） 《华陀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 《嵇康传》

《嵇康集》 《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 《搜神记》（干宝撰）

十三画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 《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 《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 《万机论》（蒋济撰）

十四画

《汉纪》（张璠撰） 《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 《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 《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 《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 《潘岳集》

《刘氏谱》 《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十七画

《襄阳记》（习凿齿撰） 《锺会母传》

十八画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 《礼论》

十九画

《庐江何氏家传》

二十画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二十一画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二十四画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附录

1. 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

《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2. 同名著述

张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